球盟会 - 放生活动背后的隐忧与监管缺失

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广州荔湾的花地河边，早已聚集了一些热情洋溢的放生团体。当运载水生生物的车辆抵达，参与者纷纷将荷花鲤、鲮鱼、泥鳅和田螺等水中生物投入河流之中。他们把这一行为视为一种慈善之举，然而，在这份热闹的表象之下，却潜藏着严峻的生态隐忧。放生，作为一种传统的善举，在我国由来已久。然而，随着放生活动的水生物种逐渐从本地品种转向复杂的外来物种，传统做法与现代生态保护要求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凸显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自实施以来，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愈加明确，其中规定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、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”，并明令禁止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外来或杂交水生生物。此外，农业部的《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》也提出，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规模化水生生物放流活动时，需在15天前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备并接受监督。然而，南都N视频记者在多次实地调查中发现，尽管有官方规定，实际操作中无报备的放生行为依然屡见不鲜，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也频频混入，非指定区域的放生活动依旧活跃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诸多参与者对于报备制度的理解却存在严重的偏差。在广州市番禺区海鸥岛，一位正在为泥鳅放生的老人面对记者的问询反问道：“我们在做善事，干吗要报备？”而在白云区一对夫妇则表示，放生是他们的节日习俗，既然有专门的放生点，他们就可以直接到此放生。根据自2023年11月1日起实施的《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》，任何野生动物的放生都需提前三个工作日向管理系统报备，提供物种影像、种类、数量及来源等信息，以便有关部门评估放生的适宜性。 球盟会

南都N视频记者在荔湾、白云、番禺三区的水生生物放生现场观察到，大部分放生团体和个人未能按照规定提前报备，很多小型团体甚至对于法规毫不知情。尽管广州已将报备时间缩短为三个工作日，这一要求仍未能有效促进合规放生行为。小希（化名）所参加的团体，在现场准备放生约两万条鲮鱼，但由于“官方报备要求过严，审批很困难”，他们最终选择了直接放生。同样，另一团体的负责人小亮（化名）在最初询问时含糊其辞称有报备，然而在后续交流中又坦言：“这种事没什么人管，根本没有人查。”

与此同时，部分团体为了规避广州的放生监管，干脆迁移至其他地方。在佛山市顺德区云鹭湿地公园，参与放生活动的阿萍（化名）声称，当地对于放生活动的管理相对宽松，只要不放外来物种就行。然而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繁琐的报备程序成为很多参与者的障碍。记者通过亲自体验发现，完成报备需要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或“穗好办”App，下载并打印申请表，手动签名才能开始咨询报备流程。对于众多中老年参与者而言，这一数字化的流程显得十分复杂。

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儒亮指出，当前的报备流程过于繁琐，尤其是参与者多为中老年人，他们对数字工具的适应能力有限。“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报备，这表明执法部门还需加强普法工作。”他提议简化程序，比如让民众只需在小程序上简单填写表格并在线签字，便能降低他们的负担。 球盟会

经梳理可知，放生管理缺失的现象并非广州独有，甚至在北京也曾曝出“游击式”放生的问题。被问及在不断更换放生地点的原因时，许多放生者坦言成了“打游击”，可以有效避开执法人员的检查。而对于政府设立的定点放流信息平台，他们则显得毫不知情。

然而，不按流程报备的放生行为并非只是对规章的漠视，更是科学指导不足、生态失控的直接表现。以小希的团体为例，虽声称避免放生外来物种，却在实际操作中投放了与本土物种明显不同的鲮鱼。经过现场图片辨识，中国渔业协会的专家指出，所放生的是南亚野鲮，这一物种在广州的放生指引中被明令禁止。此外，鲤鱼、鲫鱼和泥鳅等常见放生物种同样存在问题，这些物种在市场上往往是人工改良品种，容易对生态造成基因污染。

放生活动背后的种种情况彰显出法律与现实的矛盾，也提醒我们在关心生态与善举之间需要找到平衡，确保放生行为的真正利于自然环境。 球盟会